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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如果每个人自愿拿出1块钱，那就是13亿多……”
类似的话，中国人常说，也喜欢说。不过，如果要追问一句：现实中到底谁做成了，或者做成了几次?立马就让人心里一沉。
仔细想想，就会发现，这个目标其实很高。每隔一段时间，都会有网友讨论类似“每人1元捐建航母”的话题;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，也曾有人发起过全民众筹的倡议……这些想法很多根本没有落地，更别说跟目标的差距。
现实中，过去半个世纪里，真正达成这个目标的为数不多。其中让中国人印象最深的一次，可能是2008年的“5·12汶川大地震”。
震后半年，个人捐款总额达到458亿。重要的事情说三遍，是个人捐款、个人捐款、个人捐款，不含企业、社会机构，人均36元。
而最近的一次，就是去年的“99公益日”。这是中国迄今最大的民间公益节日，2015年由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发起，如今已是一年一度的公益筹款盛会。2018年，“99公益日”在短短三天向社会筹款超过10亿，基本实现“平均每个中国人捐1块钱”的目标。
当然，“公益”远不只是捐点钱，范畴也比传统意义的“做慈善”广得多。从字面上理解，公益就是对大家都好的事，是实现非特定多数人的公共利益。
从个人角度来说，国际上常用三类具体行为来衡量公益的意愿：是否捐过款，是否帮助过陌生人，是否当过志愿者。
从社会角度来说，不管是扶贫、救灾、助学、扶弱等传统的“好事”，还是全民健康、生态环保、教育科研等“大事”，都在公益的范畴。
2016年出台的《慈善法》规定的“慈善活动”，也同时包含了以上两个方面。
可以说，不管是通过捐赠，还是通过社会公共服务，公益的本质就是继市场和税收后对社会资源的“第三次分配”，是超越基本生存需求的高级社会功能。
建国后六十多年里，中国的发展目标一直是实现工业、农业、科技、国防四个现代化。直到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，国家最高领导人又加上了第五个，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”。
其中，一个很重要的维度就是社会治理的现代化。在广义上，现代公益就约等于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。
“第五个现代化”的提出，意味着中国发展到一个更高的层次。现代公益水平，也成为国家治理水平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。
这个观点可能会让很多人意外。毕竟，提到“国家竞争力”，大多数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都是GDP、军事、科技……
公益，看不见摸不着，真有那么重要?
01
有一种低谷叫“信任危机”
前不久的芯片话题，至今余热未消。公益的特征就跟芯片高度相似。
我们知道，芯片是在有限尺寸内集纳尽可能多的晶体管，高端芯片可以容纳超过十亿。数亿晶体管被连在一起，还要确保无故障运行。这是一种相当高级和精密的连接。
类似的，公益也是基于人和人的相互信任的、高度组织化的行为。好的公益就是要连接起尽可能多的人和组织，形成尽可能高效的社会网络。
然而，连接人远比连接晶体管难。公益的精神内核是“志愿”，是一种更加高级的社会心理和行为方式。
看到了吧，现代公益说到底是钱、有素质有爱心的人、现代化组织流程的叠加，三者缺一不可。难不难?难!
所以也就不难理解，在1949年后相当长时间里，并不富裕的政府一度扛起个人与社会的几乎所有需求，但很快就不堪重负。
公共资源不足、使用缺乏效率、响应不够及时……更重要的是，大事小事靠政府，难以激发普通人的“志愿精神”，公益也就无法长期维系。
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逐步转向政府主导之下、充分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的现代公益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中国公益迎来了一个爆发期，“希望工程”、“春蕾计划”等响亮的名字都在那时诞生。
但从社会捐赠总量来看，民间公益的发展起初是螺旋式的上升，直到互联网时代才迎来直线上升的迅猛增长(见下图)。
2005年，中国有网民1.1亿，中国互联网协会将5月25日定为“互联网公益日”。2006年，搜狐上线中国首个公益频道。2007年，国内首个互联网企业发起的公益基金会——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成立……
彼时的互联网公益还在襁褓之中，离“连接所有人”差得远。直到2008年，一场里氏8.0级的汶川大地震，成为中国互联网公益的“成人礼”。
灾难当头的危急时刻，政府的强大动员力和互联网的技术辐射力拧成一股绳，数以亿计的中国人空前高效地连接在一起。
腾讯的创始人之一、腾讯公益的发起人陈一丹说过一句话，社会痛点就是公益起点。痛彻人心的灾难面前，互联网公益表现神勇。
比如，腾讯、阿里等互联网公司纷纷开设网络快速捐赠通道，募集善款超过6000万元，成为当年的现象级事件。此外，互联网在救灾、安置等方面也发挥很大作用。因此，2008年也经常被称为“互联网公益元年”。
然而，这种依靠强烈情感构建的连接还是不够牢固。2010年，中国民间公益的考验接踵而至。先是郭美美炫富事件重创中国红十字会，接着是筹款能力超强的河南宋基会被曝用善款放贷谋利……当年，中国社会捐款总额下滑接近五分之一。
但令人多少有些惊讶的是，中国公益的重新振作只用了四年。
互联网再次激活了中国公益。不过，这次是社交媒体和移动互联网。以新浪、腾讯、阿里等为代表的互联网公司，凭借从观念到手段的全面创新，助推中国公益走出了低谷。
02
中国不缺爱，缺的是爱的路径
现在回头看，汶川大地震呈现了中国公益的两面。
一面是这样的——
2008年，某地为汶川地震举办大型救灾募捐晚会的现场
这是中国人曾经熟悉的场面。它热闹振奋，但容易给人留下错误印象：1、公益就是捐钱;2、公益是政府、企业和富人的事。
现代意义上的公益绝不仅是“撒币”式的捐钱，而是一整套体系化的运作。客观方面，公益的效果决定于组织程度、管理水平以及社会动员能力;主观方面，公益还跟人的启蒙与觉悟密切相关。
中国公益在过去鲜有表现的这一面，在汶川地震后充分展现——
那是一种令人震惊的参与热情、奉献情怀、志愿精神。据统计，491万名志愿者直接参与了汶川地震救灾。在四川省相关部门报名的118万名志愿者中，有100万人是个人自发的志愿者。此外，来自民间组织和其他无组织的志愿者超过300万人。
从四面八方涌向汶川地震灾区的志愿者
普通人对公益的“敬而远之”，从那一刻开始慢慢成为历史。取而代之的，是志愿精神的全面激发和社会组织的蓬勃生长：
2005年前，民众捐款入口屈指可数 ，如今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基金会有1600多家;
2008年，中国拥有社会组织不到30万，截止去年，登记在册的社会组织突破80万;
2008年以前，中国几乎没有志愿者的概念，现在每年活跃志愿者超过7000万……
拜互联网之赐，中国不需要像几百年的先行者那样慢慢寻觅，而是能踩住时代节拍，努力在观念、技术、制度方面保持全方位跟进。
2011年春节，微博大V掀起一场“随手拍解救被拐儿童”的公益接力。网友们碎片化的、非专业的行动，引发了全社会对儿童救助的关注。
2014年夏天，关注渐冻症的“冰桶挑战”传入本土，再次刷新中国人对公益的认识。原来做公益可以很快乐，不必流血流泪流汗，不必一本正经、一脸严肃。统计显示，中国版“冰桶挑战”的参与者有90%为年轻人，宣示“公益新生代”的崛起。
2015年秋天，腾讯公益发起“99公益日”，依托微信和QQ的社交流量和支付工具，把捐赠变得简单有趣。腾讯公益平台公众筹款，达到第一个1亿用了近5年，第二个1亿用了19个月，第三个1亿用了7个月，第四个1亿只用了3个月。
运动捐步、一起捐、公益打榜……依托互联网科技，腾讯公益首创了众多“玩法”，把公益渗透到各种生活场景;日捐、月捐、零钱捐、一对一捐等，让捐赠方式有了更多选择。
短短十余年，公益已经成为国内互联网平台的“标配”，而“人人公益”也成了世界瞩目的中国现象。截至2019年5月，仅腾讯公益平台的捐款人次就超过2.3亿，微信运动捐步人次接近10亿，近万个公益组织活跃在腾讯公益的平台上……
2019年4月，民政部在一篇官方通稿中高度评价这些创新称：初步形成了一个鲜活的互联网慈善的“中国样本”。
2018年，民政部指定的20家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筹款总额超过31.7亿元。其中腾讯公益平台一家筹款17.25亿元，超过其他19家的总和
在当下中国，一件事如果能够和“指尖”紧密结合，那就成功了一大半。互联网公益就是个好例子。“指尖”让连接的成本趋近于零，公众教育得以在潜移默化中完成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种连接几乎没有边界，没有盲点。
借助互联网，普通人用一次“点击捐赠”，就能把善心传递到遥远的乡村。据粗略统计，腾讯公益平台累计超过5万个筹款项目中，有超过90%为扶贫和乡村议题。
除促进社会捐赠外，一个叫“为村”的项目从另个角度证明了“连接”的力量。这个项目腾讯已经做了十年，前身是腾讯基金会2009年发起的“筑梦新乡村”计划。
过去曾有人说，农村是“中国互联网的盲点”。他们分析说，现代化进程伴随着乡村的整体性衰落 ，制造了回不去的故乡。而“为村”项目却证明，有心就可以带来改变。
看起来，“为村”的形式非常简单，就是为每个村开设一个功能升级的微信公众号，让在家和在外的村民都能入驻，为村庄连接情感、连接信息、连接财富。起初，“为村”只是不想让乡村被现代化隔绝，随着连接的深入，渐渐变成一个改善乡村治理的样本 。
如今，“为村”平台覆盖了全国28个省区，认证村民超过234万。在这个“数字村”里，村务公开、培训、看新闻、做生意、甚至联络感情，都在一触之间。
借助互联网科技，在现代化过程中一度“落伍”的乡村，得以打通内外连接，提升治理水平。
开国领导人说过，中国的问题首先是农民问题。显然，没有乡村治理的现代化，中国就很难实现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全面现代化。
这或许是中国激活互联网公益的一个意外之喜。这是一股传统国家治理从未体验过的强大力量，一股穿透城市与乡村的力量。
03
一条需要无比耐心的路
毋庸讳言，中国公益的成长也难免遭遇丑闻与质疑。
2016年，一篇《罗一笑，你给我站住》的网文刷屏。这篇父亲感念女儿得白血病的 性情文字，一时间引得全国网民慷慨解囊，捐款很快超过两百万元。
事后证明，尽管女儿的病情真实，但文章本身涉嫌部分隐瞒，主动参与网络营销。最终，全民关爱变成全民声讨，所有捐款被原路退回。
这是一件值得深思的公益事件。
一方面，它证明了社会互助的强大基础，证明了中国人对公益的接受程度，也再次证明了互联网科技的有效性，甚至还显示了互联网公益的透明、监督与纠错能力。
但另一方面，它也提出了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：公益的制度完善必须提速，中国也许无法承受另一个“郭美美事件”。
制度和文化层面的改变永远是最难的，比数字的增长难得多。
说起西方人的慈善观，绕不开熏陶了两千多年的“富罪文化”。拥有财富却不奉献就会被认为是“有罪”。别管有没有逻辑，这种文化理念在一些西方国家已经深入人心。
比如，早在16世纪中期，英国出现了设立慈善机构的高潮。彼时的伦敦，慈善捐助者中商人的数量占比36%，所捐财物占总数的56%。
但在现代社会中，公益越来越具有“公共品”的属性，越来越仰赖市场经济下的专业分工和法治保障。
举例来说，英国16世纪出台《济贫法》等一系列济贫法案，走的是“强政府”的路线。美国迄今没有统一的慈善法，但民间组织异常发达，形成“强社会参与”的格局。
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，中国也加快了公益慈善领域的立法。尤其是，2016年9月出台《慈善法》。这也是中国第一部公益慈善领域的基础性、综合性法律。
从世界各国经验来看，现代公益制度和文化的完善是一个漫长过程。中国公益要实现“后来居上”，还需两手抓两手硬：一手是技术，一手是制度。
技术方面，中国互联网公益的作用已经非常显著，尤其是在“人人可公益”理念的宣传和教育方面。在促进制度完善方面，互联网公益也有很多有趣的探索。
举例来说，腾讯公益平台2017年上线“透明度”组件。公益组织要在平台上筹款，必须按照规则，严格披露财务情况，包括捐赠收入和执行支出等。不仅如此，公益组织还要及时向捐赠人反馈项目进展。
透明度是建立信任的基础。对捐赠人而言，每次点击“我要捐款”，收获的不止是一时的自我感动，更是对公益的持续关注。这正是理性公益的开始。
2018年“99公益日”，腾讯公益又推出了“捐款冷静器”组件。点击捐赠后，平台会弹出一个透明度提示，提醒捐赠人再次了解项目信息。
事实证明，这种“自我约束”并没有冷却爱心;2019年一季度，项目复捐率比2018同比提升了8.4%。这也让人对中国的捐赠人群体更有信心。
互联网公益发展已逾十年，新的“槛”横在面前。中国的网民人数基本见顶，人口红利即将消失殆尽。加上经济下行周期到来，中国公益面临的新考验刚刚开始。
还是来看数据。2018年，中国的人均GDP正坚定迈进世界银行所划定的“高收入国家”行列。但，全国社会捐赠总额增速近年来逐年放缓。捐赠来源上，个人的捐赠仅占20%左右，也从侧面反映出“人人公益”的提升空间和难度。
在各种“现代化”的提法中，“人的现代化”从来都是最难的。但中国互联网公益的成就和价值，也正在于此。
当“对所有人都好”不再只是政府的事，而是人人可参与、能参与、乐参与的事，自我的改变终将推动社会和国家治理的进化。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中国明确提出“四个现代化”，并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显著进展。2013年，“四个现代化”升级为“五个现代化”，为中国全面现代化的长征“接”上了也许是最难的一段路程。
这是中国必须走完的一段长征。互联网公益有望成为最重要的助推器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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